胡冰川：种业科技应落到商业化

扶优企业是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一招。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如何？种业建设的有效主体是谁？如何支持企业助推种业振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近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种子市场容量世界第一，竞争规模和优势比其他国家强，种业前途充满希望。我国种业发展需以企业为主体，将种业科技落实到商业化层面，政府需为此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企业是种业发展主体

新京报：我国种业建设的有效主体是谁？

胡冰川：现代种业以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和突变论为起点。我国在6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种业建设主要依靠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主导的公益性育种，这样的公益性投入带来大量的科技论文和专利，但并不解决现实问题，缺乏明确的导向性目标。改革开放以后，种业企业迎来发展，在育种方面的商业投入增多，逐步看到种业发展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新京报：我国种业现状如何？“卡脖子”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冰川：如果说种业发达国家处在壮年期，国内种业就是蓬勃生长的青年期。国内种业科技进步显著，实验室技术与国外几乎无差距，分子育种、智慧育种方面技术成果斐然，但很多成果未落实到商业化层面。在商品种子时代，任何一种科技的进步都需要市场检验，只有科技和商业同时成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中国种业与国外水平的差距大致与高科技差距接近，也存在类似的“卡脖子”可能性，只是表现方式与光刻机不太一样。以商业视角来看中国种业发展，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境，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使得套牌种子的侵权违法乱象未获得根治，这就需要法律和执法部门进一步保护种业知识产权。

此外，种源“卡脖子”有时并不是无种可用，很多时候是种源“堪用”与“致用”的区别。以玉米种子为例，2019年美国玉米单产纪录是每亩2.58吨，同期中国示范田玉米最高亩产达1.66吨。当前中美玉米单产差距主要表现在种植密度和单株产量，而两个指标取决于品种的耐密性和抗逆性，底子是品种差异，实际反映的是育种科技水平差异。国内的育种科技有进步也有诸多不足，要交“智商税”来获取国外优质种子。只要突破技术“硬”差距，就可以用低价、高效的种子来造福自己。

种业振兴高点在前路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做到种业振兴？

胡冰川：对于种业发展而言，技术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价值实现，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耐心和战略定力。当前种业发达国家各自的发展策略不同，例如荷兰、日本等国，受制于地理空间因素，种子研发与市场实现往往采取细分策略，而美国大田作物种业更为成熟。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品种上获得全部成功。我国种子市场容量世界第一，这意味着种业市场体量比别人大，竞争规模和优势比其他国家强，我对中国种业前途充满希望。

从着力点来说，种业振兴不是一时之功，要不断更新迭代，跟人类社会长期共存发展。种业振兴这座山永远翻不过去，它的高点永远在前路。利润、市占率、新品研发速度、知识产权这些指标是用来衡量种业企业是否优秀的，但从国家角度来说，种业必须不断涌现新的物种、新的性状、新的商业机会，只有这样才会造福人类。

新京报：对政府扶持种业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胡冰川：国家应给予种业企业财政支持做风险投资，促进企业之间、种业市场的有效竞争。种业发展还需要配套且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尤其是竞争机制，政府要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加强执法、立法，保护知识产权。政策上，应给予农业高层次人才、科研院所一些商业化激励机制，破除“唯论文”的评价体系。当然，一些资金投入应该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别让政府的扶持变成培养企业巨婴的“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