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基建投资重点在于有效投资

今年以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在。4月2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内外多重压力下，今年的经济形势将如何变化？宏观政策如何发力稳经济？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进行了专访。

预计今年经济走势将“前低后高”

新京报贝壳财经：按照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8%。这样的GDP增速低不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GDP增长目标是5.5%左右，全年5.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

李迅雷：4.8%这一增速超过分析师们的前期预测值，对全年5.5%的目标来说是偏低的，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后面三个季度的增长就必须有一个显著上升。

现在有了俄乌冲突和国内疫情的多点暴发，影响到一些经营和生产活动，导致我们实现5.5%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是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是预期性目标，努力去实现就可以；并且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是“5.5%左右”，有一定范围。

另一方面，我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如果坚持目前的“动态清零”防控政策，我想二季度应该能够把疫情控制住，生产经营活动会逐步恢复正常，这样的话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会显著上升。

所以此前我们预期今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现在来看可能会变成前更低后更高。

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了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我们是否有必要将二季度的增速提上来？

李迅雷：客观来讲，我预计二季度的增速应该会比一季度略低一点，因为考虑到疫情的因素，当然不会低很多，因为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并不高。

而且，经济政策的效果有滞后性，不是说政策一开始执行就立竿见影，比如基建投资，一季度政策发力，到见效也要等到三四季度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是“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不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我认为，不要把GDP增长目标这个数据看得太重。“十四五规划”也没有设定一个GDP增长目标，到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的GDP增速在4.6%-4.7%之间，大概就能实现2035年的目标。

基建投资重点在于乘数效应高的投资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目前的政策导向来看，基建投资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3月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双双走低，基建投资增速则延续回升态势。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基建投资空间是否充足？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有多大？

李迅雷：基建投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过去在三大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是最高的，其次是房地产，再次是基建投资，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单一靠基建投资让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也不现实。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抓住“有效投资”，我认为指的是乘数效应比较高的投资。现在的基建投资里有一些民生工程，比如农田水利的建设、城市管道的更新换代等等，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但不会带来很高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所以，基建投资要有效的关键是乘数效应要高，要能够传导到其他相关的行业里去。

总的来说，不能把基建投资看成稳住经济的万能钥匙。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有效投资”，并不是为了稳增长而去盲目投资，没有什么好投的硬要投，这样就是浪费钱财，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增大了债务压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乘数效应高的投资具体包括哪些？

李迅雷：比如新动能方面的投资，包括新能源、5G、特高压输变电，还有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应该会高一些。

新京报贝壳财经：加快开展、超前开展基建投资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地方债务上升的问题？

李迅雷：地方债务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是一个约束条件。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都偏高，如果为了稳增长而快速开展基建，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又可能会出现问题。要看项目投下去能否产生现金流，如果投下去连利息都支付不了，那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就会越来越高。

关键还是要看投的是什么。去年很多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资金没有用完，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好项目。现在投资的核心在于项目，钱是有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好项目。

过去的基建投资回报率较高，现在不一样了，比如，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了，现在再去修高速公路，修一条亏一条。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经济结构均衡的角度来看，其实应该降低投资的占比，提高消费的占比，对吗？但我们现在又面临增长的一些压力，所以重心又回到了投资上。

李迅雷：是的，因为投资多了，消费就少了。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倚重于投资。我们的经济现在还在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抓手。

在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结构之下，现在为了救急稳增长，还是得靠投资拉动。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不得不转型。我国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产能也是全球第一，但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今后，国外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意愿可能会下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没有一种增长模式是一劳永逸的。

促进消费要靠提高居民收入，税制改革是关键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一季度的消费数据比较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3.3%，其中3月社零同比下降3.5%。政策要促进消费应该如何发力？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等模式，能否促进消费？

李迅雷：促进消费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单纯靠发钱实际上提高不了多少居民收入。如深圳发了5亿元的消费券，与香港700多亿港币的消费券相比，显然作用不大，我国要整体大规模发消费券也不现实，而且发一两次也解决不了问题。

提高收入关键还是要通过税制改革。现在我国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收入者交的个税特别少。美国政府税收的第一大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个税占税收比重达到45%，而个税最主要的部分是高阶层交的。这是有些政府可以给老百姓发钱的原因，相当于政府把高收入阶层的钱拿过来，发给普通老百姓，这样原来消费不起的人就有消费能力了。

与之相较，个税在我国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这体现出我们还没有做到向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原本居民收入的差距就偏大，个税又没有起到非常有效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只靠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很难缩小收入差距。

这个问题短期很难解决，只能长期解决，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中，使得居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合理，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消费起来。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目标。

如果要发消费券，我认为最好是定向发，但是操作难度比较大，容易引发争议。普遍性地发，争议比较小，但会带来比较大的政府支出压力，假设要给14亿中国人每人发1000元，一共是1.4万亿。如果要发，或许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特别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并不算高，具备加杠杆的能力。

投资消费

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如果坚持目前的“动态清零”防控政策，我想二季度应该能够把疫情控制住，生产经营活动会逐步恢复正常，这样的话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会显著上升。

新动能方面的投资，包括新能源、5G、特高压输变电，还有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应该会高一些。

促进消费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单纯靠发钱实际上提高不了多少居民收入。